7月15日上午，在彭门大家庭群里突然看见师兄发出的导师仙逝的噩耗时，我悲痛万分，心情难以平静。翻阅着过往的照片和资料，彭老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关爱，历历在目。

我与彭老师的师生缘分，可以追溯至1989年。那一年，我的硕士论文《我国社科情报事业整体化发展道路探讨》有幸被华东师大研究生院送到彭老师手上外审。从返回的评审意见的字里行间，我就深切地感受到了彭老师是一位严慈相济的学术前辈。

而我第一次亲聆彭老师的教诲，则是1997年3月底，在武汉大学承办的海峡两岸第三届图书资讯学术研讨会上。那时，我在黄彝仲先生和陈誉老师推荐下，已经向彭老师提交了博士生报考申请。我的会议发言结束后，彭老师在茶歇时专门走过来对我说：你的发言有条理、思路清晰，很好。想必这就是彭老师对我的初步面试了。彭老师那天的评价，让我忐忑的心中落下了一块石头，因为之前陈誉老师告诉过我，彭老师对考生的要求很高，还向陈老师细细询问过我的情况。可惜那年我因故未能赶赴武汉参加考试，后来推至1999年才再次报考。

成为彭老师的学生之后，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彭老师对学生、对工作的高标准、严要求。彭老师常常在日常交流中，潜移默化地传递他对学生的品德要求、学业期许和职业期望。他给我们讲述自己在苏联求学期间苦思冥想最后竟在梦中觅得学位论文创新点的故事，讲述师兄师姐如何克服困难完成学业和成就事业的故事，讲述力争“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和“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学科单列的艰辛创业历程。这些，我在《学科建设的领路人——贺导师彭斐章教授八十寿辰》和《学子眼中的文华精神》中都有提及。

在我的博士论文初稿提交前两个月，彭老师专门来信叮嘱我：“博士论文是一个最重要的工作，而论文的创新又是重中之重。没有创新，就没有博士学位论文。创新是博士学位论文的生命线，请你务必牢记。”2007年5月，第五届全国目录学学术研讨会期间，彭老师给我的题词也是“勇于创新 与邓小昭同志共勉。”彭老师的这些教诲一直鞭策和激励着我前行。

在工作中严格要求我们的彭老师，在生活中却像父亲一般慈爱。学术讨论之余，老师喜欢与我们聊家常，与我们分享家中珍藏的老照片、分享孙辈成长的点滴。他常常在来电来信中叮嘱我要劳逸结合、注意身体锻炼。他还会不定期给我寄来新出版的图书和新拍摄的家人合照。从北三区到天源城，再到红莲湖，每次新家乔迁之后，彭老师都在电话里兴致勃勃地向我描述新家的户型与陈设，并让我一字一字记下新家的地址。这些温馨的情景，现在回忆起来仿佛就在昨天。

虽然敬爱的导师已经离开了我们，但他严谨的治学态度、温暖的育人情怀，将永驻学生心中！

师恩如昔，音容宛在。敬爱的彭老师一路走好！

弟子邓小昭叩首

2025年7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