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5日8点16分，在出差的宾馆里正准备上楼开会，我收到敬爱的彭先生逝世的噩耗，一时间难以相信，脑袋一片空白。

先生是我的授业恩师。我1979年进入武汉大学图书馆学专业学习。先生给我们上的第一堂课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特别强调，目录学要注重学术源流的揭示，这对我后来其其它课程的学习启发甚多。先生还鼓励我们积极参加学术活动，开展科学探索。正是在先生推荐下，我参加了湖北省图书馆学会组织的读者工作学术研讨会，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专业学术会议。1983年，我考取研究生，在先生指导下学习与研究。先生要求我们熟背《古今书录序》《七录序》这样的经典文献，也要求我们阅读苏联、美国、德国知名学者的著作。先生要求我们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也要有开阔的学术视野，鼓励研究生勇于开拓。在教学训练上，先生要求我们上课前规划好板书，大标题写在什么地方，小标题、课程要点写在什么地方，从上课的那一刻到下课铃响，一定要把黑板刚好写满。

先生也是我教学科研的引路人。1986年，我留校工作，成为系里一名青年教师。先生非常重视教书育人，总是亲临教学第一线，长期主讲基础课程，自编多本教材教案，给青年教师树立了良好的风范。先生在编纂教材、撰写重要著作时，都给我创造条件，使我有机会与学术界专家交流。先生在指导过程中，要求我们敢于挑战学术观点，提出新见解。1993年-2000年，先生推荐我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目录学分支秘书，并指导我编写了“谢拉”“书目控制”“澳大利亚国家书目”等条目。百科全书在我心中十分神圣，我深受鼓舞。

先生以德为先，是为师楷模。我与先生相识40多年，长期在先生的指导下学习与工作。几十年的日子一幕幕浮现在眼前。先生学德相辉，具有很高的人格魅力。先生教导我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常用“立下园丁志，甘做后人梯”勉励青年老师。先生不仅指导我教学科研，在人生的很多重要时刻，都给予了帮助与支持。先生和邓师母对学生都关怀备至。当年冬天在学院资料室看书，天气很冷，邓老师总是提前把煤火炉子生好，把资料室的温度提高，等学生们去学习，资料室已经温暖如春。邓老师也一直在背后支持先生的事业。

先生在学术上的成就早已被国内外公认。他对学科建设与教育的贡献更是广受称道。先生十分重视学科建设，不断推动学科迈上新台阶，推动学科走向世界，推动学科向信息化数字化转型。我国图书情报学科的今天凝结着他的心血，凝结着许多前辈学者的汗水。他对图书馆学科具有特殊的感情。在病榻上他都对学科建设殷切嘱托。2025年春节期间我再次去医院看望，见到我，先生露出和蔼的微笑。他说话已经困难，我用手轻触他的面颊，感受老师的温度，也是在用心交流，没想到，这次就成为永别。

忘不了先生多年教导和栽培，忘不了先生爽朗的笑声，忘不了先生对学科发展的期待。

先生千古，精神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