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别彭先生，看到他最后的遗容，忍不住喟然伤感。从15日上午听闻先生去世消息，到中间和学院同事一起操持先生的祭奠仪式，忙忙碌碌，迎来送往，参与拟定讣告、发送讣告，参与撰写仪式的程序文档，情绪虽然很是低落，但忙忙碌碌中，心中仍然有些恍惚，似乎先生并没有真正远去，只是学院多了一个和先生相处的空间而已。

直到今天早上真切的看到先生那样静静的躺在花丛里，周围哀乐低回，花圈和挽联布满大厅。我们三鞠躬，绕行一周。想到十数分钟之后先生最后的遗容也将永别，尘世一切都将与先生无关，情绪才真切的开始崩溃。想起和先生的缘分竟是持续了快三十年，弹指一挥间，恍若隔世。

彭先生是我的师爷，也是我的授业恩师，还是我们全院的精神领袖。我1997年考入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也就是现在信息管理学院的前身。还记得军训完刚开学，学院就举办了一个新生欢迎会，在当时大楼的六楼大厅。前面一排居中有一位中山装的长者，当时学院领导介绍，这是彭斐章教授，苏联回国，学院第一任院长，文化图专最后一届学生。当时的彭先生67岁，但看着非常年轻，我感觉50多岁样子，非常精神。

我师承彭先生也有偶然。大概在1998年，在武大樱园下的湖边有一个武汉大学的人才展览。我偶然看到图书情报学院陈老师的介绍，上面有一张很帅的照片，下面有他在美国华盛顿大学的研究经历，著述丰富，涉猎很广，包括著作权、目录学等，非常年轻，已是教授。我当时在图书情报学院读本科，同时在修法学学位，觉得学院居然有这样的教授，颇为惊讶。到了1999年，陈老师给我们讲授目录学，这是一门很有深度的课程。现在想想当时的陈老师37岁，比我现在还小十多岁。但那是陈老师儒雅，谦谦君子，授课方式灵动多样，国际视野和传统文化于一身，这也是我和陈老师师徒缘分的真正开始，而且目录学课程我后来竟也执教10年有余。陈老师硕士师承彭先生，博士师承万鄂湘老师，于是彭先生就成为我的师爷。

本科的时候彭先生我也有见到，但并不多。但后来我读了研究生，彭先生还专门来给我们讲授目录学，算起来那时彭先生已经70多岁了。彭先生在课上给我们讲目录学的传承，讲授他的留苏经历，讲授现在目录学的研究趋势和方向，视野宏阔，让我很是感佩。彭先生对目录学发展的点点滴滴如数家珍，就像一个慈父在展示他的儿女从牙牙学语到渐成栋梁的珍贵经历。我想，目录学之于彭先生，似乎并不尽然是一门学问，而是一件不断雕琢的艺术品，一位过从甚密的知交老友。就算你不了解目录学，在他的课程上，你也不免被这种情绪感染，让你觉得你不是在学习知识，而是在和彭先生引见的一位老友促膝谈心。在这门课中，彭先生还提到他在苏联大会上见到毛泽东主席，毛主席还在大会上发表了“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的振奋人心的语言，彭先生又用这句话来勉励我们，希望我们精研学问，肩负未来。还有一个小细节彭先生提到，那时他远赴苏联，有苏联的女生对先生很是倾心，但先生为了表明自己的态度，把远在国内的夫人照片放在显眼位置并多次提醒。在苏联4年多时间，彭先生夫妇相隔万里，很难通话，这就是那个时候的爱情和那个时候的信任。在故土中国，他夫人邓老师照顾着一家老小，等待先生学成归国。及至我硕士毕业，彭先生是答辩委员会的主席。我硕士论文的后记提到有关我步入新婚，感谢爱人的寥寥数句。先生在答辩之余，还专门问了我婚后的住宿和生活安排，问我有没有困难等。

我硕士毕业以后当时转考信息资源管理专业博士，复试之后彭先生给我很多鼓励，希望我好好读书。读博士期间，我已经参与了彭先生国家精品课程《目录学》的建设工作，当时还负责了其网站开发，在这个过程中，我深刻的感受到先生在目录学领域里筚路蓝缕的艰辛开拓，尤其是在信息爆炸、信息鸿沟和信息冗余并存时代先生对目录学发展的忧思和探索。我多次就目录学的教学向先生请教，每次他都是那么和蔼可亲，而其想法又是那么的高屋建瓴，让我颇多收获，深受教益，感慨良多。在建设课程过程中，我深刻感受到先生的学问高山仰止，在目录学领域的贡献尤甚。先生是目录学领域的集大成者，承接了章学诚、郑樵等的古典目录学思想，以马克思主义的矛盾观划定了目录学研究对象，开启了信息时代目录学的研究框架，构建了融古典目录学和现代目录学、理论目录学和实践目录学于一体的内容体系。先生不但学问好，而且很注重对于后辈的提携。2006年在中山大学召开海峡两岸图书资讯学研讨会，先生不顾疲劳，无论是讨论会，还是去深圳、东莞的参观访问，他都是全程参与，精力充沛。在中山大学的聚餐晚宴上，在我向他所在一桌的老前辈敬酒的时候，彭先生不忘把我这个无名小卒介绍给一桌嘉宾，语气中充满了勉励和嘱托。当时，我只是武大的一名博士生，彭先生每天见到的人和事很多，他能把我们这些后辈装到头脑中，我想这离不了先生对于学科和事业发展的充分关注。在参观深圳书城图书馆的时候，先生更是鼓励我：“年轻人就是应该多出门看看，看看各地的图书馆，看看各个国家的图书馆，看看他们发展的状况，和他们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这对于你以后研究和教学有好处。”2007年先生参与了我的博士论文答辩，就我的博士论文提出了中肯的建议，特别是我提到的公共部门信息再利用中的市场机制和费用机制问题，先生明确表明不太赞同我的论述，希望听到我更多的理由来说服他，我当时阐述了美日欧和我国在该政策上的分歧，并补充一些论文没有写上去的政策背景，后来论文获得了全优，先生的坚持和宽容让我印象深刻。

2007年我博士毕业留校，也参与了国家精品课程《目录学》的讲授，并逐步独立讲授，从古典目录学讲到西方目录学，再讲现代目录学，后来目录学课程一讲10余年。几年前，我让新的年轻老师，彭先生的亲传弟子接过了目录学课程的接力棒。算是从彭先生的创始泰斗传到我的导师这名亲传弟子，然后到我这名再传弟子，然后再到彭先生的亲传弟子。这个研究方向是学科重要根基，彭先生也叮嘱并力行要结合时代不断守正创新。彭先生多次引用清人王鸣盛说的“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我深受启发。在目录学研习之后，我因为本科在信管学科外兼修了经济法学、后来又到中国政法大学读了知识产权博士后；我本硕和博士也跨了专业，偶然成了中国第一届信息资源管理专业博士；2009年到美国，当时大数据开始在美国成为热门，我又转到了研习大数据。所以，考虑到我在目录学上难以完全聚焦，而这是一门需要长期精深研究的学问，所以后来我才让彭先生亲传弟子接棒前行。目录学虽然没有成为我的主要研究方向，但我现在一些研究方向其实都和目录学有很大关系，为我后来的研究提供了思想基础和工具基础。

2008年，我申报国家社科基金的时候，没有副高职称，尚需推荐人，我找了彭先生，当时我很忐忑，毕竟我是第一次申请国家社科，在学术和思想上不免有些稚嫩，但他非常乐意。先生勉励我说，“不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要多尝试，积累经验。第一次申报，难度很大，但不是没有可能，但总有一个开始。”后来，我的社科基金申请获得了资助，结果一公布，我还没有告诉他，他就对我连说恭喜，我知道先生一直挂着这事。

2009年我获得了国家留学基金委的资助，拟赴美做一年访问学者。彭先生多次问我申请国外学校的进展。我联系了斯坦福大学的一位教授，对方已经同意。彭先生跟我说美国的信息管理，伊利诺伊是最好的。彭先生说他和伊利诺伊大学的目录学教授兰开斯特有交流，这是一位很有思想的学者。后来我申请了伊利诺伊大学，但没有申请兰开斯特，他那时年龄已经不小了。时任院长John Unsworth和当时跨院系的知名学者Dan Schiller是我的联合导师，在他们的建议下，直到2011年中期回国，我主要转到数据进行研究。我2007年毕业的博士论文本身也是关于公共部门信息的，本质上就是最近三年很火的公共部门数据授权运营的问题，所以大概20年前我已经把这个作为重要研究话题，到美国后跟导师交流后更加坚定了关于数据的相关研究方向，但目录学对我的影响始终存在。

2011年从美国回来，很多星期四下午，先生都会坐在系办公室的某个位置上，而我的位置就在他对面。望着先生和蔼的笑容，听着他娓娓道来的故事，甚至还有先生俏皮的冷幽默，我都觉得学术的温暖。后来，彭先生有一次谈到他将要出版的目录学著作，彭先生诚恳的要我对其内容提出意见。后来，著作出版了，我发现所提意见不少已经形诸章节文字。我想，我的意见只是后辈的只言片语，也常常有失偏颇，但先生却对之审慎思考，认真采纳，这是对一个后学的殷殷勉励和肯定。再后来，彭先生叮嘱我组织目录学教材的修订工作，我联系各位专家，后来教材如期出版。我博士毕业以后，彭先生又常常问起我小孩的有关情况。特别是，其中有两年，因为我姨姐夫癌症折磨，也使我多了一些负担，彭先生知道后，多次询问近况，并提一些建议。系里各个先生有大小事情，彭先生总是挂在心上，在第一时间送上关怀和温暖。有时间，我觉得他是一位学界泰斗，但更多的时间，我觉得他是一位慈祥而睿智的长者。作为泰斗，他给了我们更多智识；作为长着，他给了我们更多勇气。

彭先生大约在88岁左右才很少参加我们的例会，但每次我们去彭先生那里拜会，他都非常健谈，更多的是给我们的勉励和肯定。他非常关心年轻学子的成长，还询问我的一些研究设想，目前学术上的一些打算，勉励我不断开拓。彭先生后来还给学院和系里捐款150万设立奖学金，希望我们的学子能够担负起接力棒。

在今天，看到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央和国家相关部门领导、湖北省和武汉市领导、广大师生校友和社会各界通过多种方式哀悼、缅怀彭斐章先生，我觉得先生之影响，不仅仅是学术上的，更是人格上的。彭先生一生桃李满天下，学问贯中西，对中国的图书馆学和信息管理科学的发展贡献甚巨，尚毋需我这个晚辈评说。但先生对后学的提携和关心，对学问的坚持和宽容，对事业的忧思和追索，其为学和为人的崇高风范将一直勉励我们，激励后学。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其学其德，永励后学!